1974年冬，我十六岁，再过半年我就要高中毕业了，却丝毫也兴奋不起来，反而没来由地恐慌起来。那时候正是文革的最后关头，报纸上的舆论是今天批“左”，明天批“右”，搞得人们无所适从，就连我们这些中学生也感到什么都是乱糟糟的。同学们都没有心思上学，反正没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符合下放条件的全部得下放去农村。那时候下放的政策有了修改，几种人可以免于下放：一，家中的长子或长女可以不下放；二，长子或长女如果已经下放了，次子或次女可以有一人不下放；三，身体有残疾的可以不下放；四，身体有病的可以不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