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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叶
畅销亦会惹祸。
想那张爱玲，一度被人简单地归为流行作家。在许多人眼里，村上作品亦仅仅位列“小资读本”。在中国，文化就是喜欢以奇妙的形态出现。
眼看三十岁了，村上才突发奇想写小说，一出手便得了新人奖，却又被出版经理或是什么人给数落了一句：“你的小说相当有问题，不过，加油吧。”
“相当有问题”，后来村上专门以之为题写了一篇回忆文字，似耿耿于怀，似超然淡定（问题是，人心诡异得厉害，待你一旦名扬四海，种种反面的东西便摇身一变为佳话，乃至传奇）。
起初，村上对当代日本文学看得极少，偏好美国文学，服膺于菲茨杰拉德，“如想叙述与人不同的东西，就要使用与人不同的语言”，这话在村上低落与迷惘之时是一种警醒。
在村上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众多作品之中，有一个像极了散文的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他亦真的来过中国，时在1994。
作品早于村上几年便来到了这个他“望着东京街头遥想”的国度。在大陆的译者中林少华这个名字最为响亮。
译夏目漱石，译芥川龙之介，译川端康成，译东山魁夷……大多数的年轻人似乎只记住了林少华是村上春树的译者，翻译一二十年，累计二三十部，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译笔“美化”了村上。说来，翻译这个活计于他尚属“刀耕火种”，自己手写，找人打印，然后校对，润色。回答问题时亦然，答得辛苦，答得有趣，仔细看取，还会发现近乎村上的那种孩子气。
常被拿来作比较的是台湾译者赖明珠，赖明珠更接近村上的日文原文，文字朴实，而林译更古典一些。书名便是不错的例子，村上小说处女作林译《且听风吟》，赖译《听风的歌》；爵士乐一书林译《爵士乐群英谱》，赖译《爵士群像》……最有趣的是，林少华译出了一本《奇鸟行状录》，几乎同时改变了“行状”一词在古人与今人词典里的色调。
放眼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是出了名的围棋迷，村上的爱好则有文有武，文者是早年便钟情的爵士乐，老实说，《爵士乐群英谱》远远没有爵士乐在其小说中的闪烁不定有魅力；所谓武者，是指跑步，而且是马拉松，34岁初次赴海外旅行时便在希腊参加了雅典马拉松赛。
在村上眼里，时速10公里的慢跑对于看风景最为理想，不仅比走路得到更多的资讯量，还可看到坐车时疏忽之处。
跑步是会迷路的。现实中如此，文字生涯亦难免。
村上明了这一点，他更明了的是，跑步可以是一种观察，一种追忆，亦可能是一种寻寻觅觅，跑步一次也好，奔跑一生也罢，均简单之极：只要有路就行了。孤寂是在所难免的，但孤寂亦会成为一个人和世界沟通的一个频道。
对了，如果村上有“问题”的话，长短都在于，怪。
村上印象
○木叶：描绘一下初见村上时的样子吧，据说你觉得他有点土？“伊妹儿”往来中的村上又是怎样的？
■林少华：这点我已说过几次了。如果补充一点，那就是我觉得他毕竟老了，准确说来，较之“大男孩”，更是“老男孩”了。最要命的是他头发稀疏了，尤其中间部位如刚刚伐过的树林，头皮隐约可见了。说来也怪，男人这东西，即便再满面红光，而若头发不争气，也要现出无可救药的老相或沧桑感。而村上恰恰在这点上出了问题。再有就是他个头不高，也就一米六八左右吧，在他那个年龄段的日本人中算是中等个儿。不过体形确实好，体形确是“大男孩”，只见胳膊上肌肉一块块隆起，而肚子一点儿也没隆起。作为五十多岁的男人，着实难得。
至于“伊妹儿”中的村上，因为没有图像，就不清楚了；就文字来说，和他的小说差不多，简洁，安静，不张扬。
爱情问题
○：村上22岁便以学生身份与阳子结婚，且当初是入居阳子夫人父母家，村上迷们感兴趣于爱情生活对其创作的投影……
■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催生了那部《挪威的森林》。不难看出，绿子的原型就是他的夫人阳子。例如村上在随笔集《村上朝日堂》中谈到早婚问题时坦白说：
我也是第一次上课就和她（阳子）坐在一起的。……我那个班的讨论题目是“美帝国主义的亚洲侵略”。她什么也不懂，问了很多，说“帝国主义是什么”，她是从天主教女校来的，这种事一无所知。我也教了她一些，一来二去就好上了。还说：当时并没有跟结婚挂钩，我有个正相处的女孩，她那边也有个什么，所以到好上花了好几年时间。
○：你一直说村上是大男孩，自己呢？
■：同村上相比，我头发固然没掉多少，也没有大腹便便，也有时有貌似年轻的假相，但终究半大老头儿了。准确说来，应是“没有长大的半大老头儿”。为什么说没有长大呢？因为我这人比较容易感动和激动，有些念头和想法不切实际，倾向于感性和直觉，说话往往有欠考虑，冲口而出，又愿意说真话。而这些在一般世人眼里往往是不成熟或长不大的表现。尤其说真话这点有时被人误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现实生活中说真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说真话很难见容于世。因此我每每感到困惑，不知该怎样让自己和年龄一起“长大”。
○：你总结了几个村上小说男主人公的特点：人有点怪，但并不坏。眼里的女主人公呢？
■：村上笔下的男主人公大体没有妻室，有也必定离婚，而离婚的几乎唯一的原因是被老婆甩了——老婆或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或明确表示看上了别的男人。就是说女主人公都很潇洒，很有主体性，绝非男人的附庸。偶尔还有点生理缺陷，如少个指头多个乳房什么的。这和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形象是大异其趣的。相同的只有一点：比较容易同男人上床。因此有不算很少的读者来信问我是不是日本女人都很容易跟男的上床。我说这我回答不好，因为我既没做过问卷调查又没有相关阅历。不过，日本自古以来男女关系比较开放倒像是事实，（在我印象中似乎）从来没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
○：你曾放言“好男人少，好女人多”，自己是怎么看待爱情和婚姻的？
■：首先声明一点，我本人就是“好男人少”的促成因素之一，也就是说我是不好的男人中的一员。因为我几乎从不干家务，刷锅洗碗是我最厌恶的活计——宁可当苦力去修桥筑路——这曾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终结过我的婚姻。不过我至今仍固执地认为男人不该分摊刷锅洗碗活计。一来那有可能把男人气刷洗掉了，二来男人确实没那么多时间。比如鄙人，光村上就译了三十本，总不能一边刷锅洗碗一边翻译村上吧？那样译出来的东西没准沾上刷锅水味儿，对谁都没有好处。
其实，我所以说好男人少，主要是指男人对权势，权位实在过于迷恋，甚至不择手段，致使贪官污吏“双规”收监者也大多是男性，而女人这方面就超然一些。较之权势，人家更看重爱情——就是比我们男人高尚嘛！
译笔之争
■：四五千字吧，偶尔会译上一万。那一般是在原文对话部分多的时候，如“嗯”、“啊”、“呃”、“不”等等，在稿纸上一个字就算一行二十个字的。一连出现几个我就如遇特赦一般眉开眼笑，译笔一泻千里。不过这是指初稿，若加上校对时间，以稿纸计，一天平均也就两三千字。大概也不算很慢，因为毕竟我也要上课、开会、接受有关教育，还要时不时看望父母。
○：《挪威的森林》在国内共销行了多少本？诸作品中，此书销行最广、影响最大，然而似乎并非村上代表作，亦非最佳者，而是一个意外，一个特例，多年编辑村上作品的沈维藩便是持此见者之一。你觉得呢？
■：《挪》1989～2000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三个版本共印15次，印数为30.5万册；自2001年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来，已印行24次，达110万册。计算之下，十六七年时间里《挪》仅正版就印了140余万册，作为外国文学作品堪称传奇性印数。在日本国内，据《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发表的统计数字，上下册加起来一共印行826万册，在村上作品中也是发行量最大的。发行量最大即意味影响最大，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代表作。但就创作手法来说——村上说《挪》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又的确是个例外，因为村上再没有写过“现实主义”含量如此高的作品。
○：你曾表示译村上春树不只是在翻译，有一种“倾诉 ”的感觉，一连译了二三十本，真的那么快乐吗？
■： 准确说来是译了32本，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反过来说，如果翻译村上让我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那么持续做一二十年是不可能的，毕竟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尤其抓耳挠腮之间忽然灵机一动觅得一个好词的时候，终于译完最后一页推窗望月的时候，样书寄来捧到鼻端深深吸一口墨香的时候，我切切实实感到一种由衷的快乐，也让我深信真正的快乐或幸福是钱所买不来的。
○：一本4万字的《爵士乐群英谱》比译一本14万字的小说还花时间，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骂你的村上迷也不少，是怎么面对的？
■ ：以前我也说过，最大的难题就是碰上怎么也查不到的西方音乐尤其爵士乐方面的乐队名、歌名和歌手名，那是我的心虚之处。而村上又特别喜欢炫耀他这方面的博学，有时气得我恨不得一巴掌把书打到地上去，这种时候当然只有痛苦没有快乐了。不用说，这方面的翻译出了不少笑话，有的读者因此“骂”我也是情有可原的，即使个别朋友“骂”得相当情绪化我也乖乖听着，从未利用媒体反唇相讥。“骂”其实也是一种关心。不过总的说来，夸我的读者好像占绝大多数。人无论多大年龄、得人夸总是开心的，借此机会对无数读者朋友拜个晚年。
○：坊间一直有关于林少华与赖明珠之译笔的争论，作为当事人作何感想呢？
■：这其实是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毕竟赖明珠女士不在场，有背后说坏话之嫌。但回避了又显得虚伪，这么说好了：赖女士的英文比我好，我的中文比她强。上面说的我在音乐翻译方面的痛苦在赖女士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她都可以一一巧妙地返回英文原文，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的中文总体上较为考究，这点稍加对比就看得出来。一般说来，台湾的翻译不如大陆，这在出版界已是共识。
○：你说翻译的文字91.2%是村上春树的原汁原味，剩下的8.8%属于自己，而村上似乎没有正面评价过你的译笔？
■：村上先生无论正面还是侧面都没有评价过我的翻译，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只是在相见时说了感谢话，说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辛苦了。说起来他倒是懂英文，却也没对英译本作过评价。在广义上翻译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即一种批评。而村上的原则是对批评概不回应。只有一次例外，《挪》出版时有人批评太黄了，他恼怒地说“若是连那个都算是色情，我倒是想问那些人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性生活”！
○：有一种说法是你的译笔“美化”了村上的文字，对其在中国大陆的畅销推波助澜。
■：既美化了又没有美化。说美化了，是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富于装饰美的语种，而我原本又是搞中日古诗比较的，难免多用几个文言词儿。说没有美化，是因为日本文学如日本料理，以淡为主，以淡为美。问题是如果同样译得那么淡，中国人就未必觉得美了。这也好比上海菜和山东菜，上海人觉得咸淡正好的菜，山东人往往觉得淡，而要让山东人觉得正好，就要多放几克盐进去。而我为了缩短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审美距离，有时就在允许范围内调整一下，即多放几克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美化，而是一种“信”，一种忠实，即审美忠实，这在文学翻译上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
不过，所幸说我是美化村上文字，而不是美化日本……
○：作为一名教授，译名比做学问的名头响得多，学生是怎么看待你的？
■：的确，较之教授和学者，作为翻译家的名声更响一些，作为我个人心情比较复杂，因为在我这行当里，翻译基本是进不了主流评价体系的。而在学生眼里似乎不同，因为教授太多了，而所谓翻译家终究少见，自然产生一种新鲜感。而且学生中也有不少读者，知道翻译的份量。当然，学问——准确说来是学术——我也并非不搞。说句贴金的话吧，我去年第一次带了两个硕士生，都考上了博士，一个北大，一个天津师大，而且都是高分。当然，要我现在开始构筑自成体系的学术大厦是不大现实了，好在这方面的年轻人才比比皆是，我大可倚老卖老。
诺贝尔奖
○：在日本一般是什么人在阅读村上？也是更多地作为一种时尚的“小资读本”吗？据说曾获诺奖的大江健三郎批评过他，文学界的看法究竟如何？
■：在日本读村上的也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国一样。不一样的是日本没人视之为“小资读本”。因为日本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流”（中产阶层），没有所谓“小资”。大江健三郎是批评过他，后来又表扬过他，说他的作品有了社会性，有了进步。如今日本文学界总的来说对村上持正面看法，甚至认为如果再有日本人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非村上莫属。
○：你说过村上的作品“良莠不齐”、“不够大气”，有美国学者认为村上的作品“娱乐性十足又具有启示性”，中日之外的研究者对村上还有哪些评价呢？
■：德国人欣赏村上作品的出奇制胜和对内心世界的发掘，认为他是“日本的卡夫卡”；英国人欣赏其中的温情、美感和迷失感；俄罗斯人甚至从中发现了“日本传统美学”。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甚至出了一本研究村上的专著，名叫《村上春树与语言的韵律》（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认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
○：《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以来，村上的思想和笔触越发有了变化，作为译者，是怎么思量和应对的？闻听你有写关于村上评传的想法，在进行中吗？
■：其实村上的转变从十年前的《奇鸟行状录》就开始了，到了《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变得更为明显，尤其思想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开始从一个作家转变为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更尖锐地质疑日本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甚至质疑那段不少日本人讳莫如深的历史，认为日本“没有人对（过去）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可以说，村上不仅仅具有我们所认为的“小资情调”，他还是个战士。作为中国人，理应对后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评价。
至于村上评传，我是有写的打算，但迟迟未能动笔，有负读者朋友的期待，真是抱歉。
（2006．2．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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