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上）[已扎口]

　　我的少年时代（上）

　　作者：天门山

　　少年时代的我不但经历了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度过了缺衣少食的日子，而且比同龄人经受了更深一层的苦难。

　　第一节 上学了

　　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结束了，1957年9月，我满八岁，上小学了。本来我七岁就可以上小学的，父亲当时都给我取了学名叫张道柱。学名也叫大名，取学名有很多讲究，一是名字中要含有辈分，二是命中五行缺什么在取名时要补上，三是不能与村里的和亲友中的长辈同名连同音也不行。我们张姓的祖先据说是“湖广填四川”时从江西迁移过来的,所谓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湖北的许多家谱都有江西等地迁来湖北及转迁四川等地的记载。祖先们在湖北天门繁衍生息，我们家的先辈们将这一枝的辈分定为“景从先贤尚怀大道德业丰隆佳声远肇”，我这一辈为“道”字辈。那时我们村里有一个“尚”字辈的是当时辈分最高的，而最多的就是父辈“大”字辈和同辈“道”字辈了。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木，父亲就取了一个“柱”作为名字。到油田后，正值文革时期，不少人为了赶潮流，将自己的名字改得革命一些，刮起了一股改名风，我也将柱改为铸，意思是接受锻炼，铸造红心。还有就是那时有一个革命家叫陶铸，中学语文课学过他的文章《松树的风格》。这以后，在填表的时候，张道柱就成了曾用名。

　　记得当时父亲带我去学校排队报名，对于招生老师提出的问题，由于姐姐教过多次，我是对答如流。这些问题无非是姓名、年龄、家庭成分和人口，然后是从一数到一百和十以内的加法。由于我一点都没有出错，并且比前面的一些小朋友都答得好，父亲很有把握地把书包都做好了。等到开学前三天发榜的时候，我却榜上无名。父亲找校长问原因，校长的答复是一年级一个班只招五十名新生，好多八岁的孩子都上不了,七岁根本不可能。父亲说我什么都会，缠着校长求情，校长答应父亲，明年你家的孩子不用考试，排第一个。父亲只好领着我回家，这样我又玩了一年。

　　学校离家两公里多，要从家门口的河堤上走到学校，每天来回四趟。幸运的是我的午饭由姐姐带到学校，中午不用回家。我上一年级时，姐姐上三年级。每天早上我和姐姐一道上学，中午姐姐回家吃完饭后就用一个搪瓷缸把饭菜带到学校。冬天气温低，姐姐怕饭凉了，就用棉垫包着搪瓷缸然后揣在衣服里。放学的时候，我等姐姐一起回家，好多时候姐姐都牵着我的手一起走。

　　姐姐大我五岁，本来我们家还在城里的时候她就上学了，但是回到乡下后，父母要下地干活，姐姐要带我，后来又带弟弟，一直到我六岁弟弟两岁时姐姐十岁了才又开始上学。姐姐学习很用功，成绩很好。要不是要带我和弟弟，姐姐在我上小学前就该小学毕业上初中了，这样她就不会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小学毕业而无法上中学。记得姐姐一拿到小学毕业证就不去学校了，她的班主任亲自到我们家里劝父母让姐姐参加考初中的复习，说姐姐的学习这么好，不上中学太可惜了。母亲当时流着泪说，现在连饭都没有吃的，那能有钱上中学，再说家里也缺劳动力，女孩子能读完小学就很不错了。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家当初不回到乡下，如果没有我或者姐姐不用带我，姐姐也许是另外一种人生，她的一生也许不会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和磨难。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每门功课都是五分。至今我还能背诵当时学过的两篇课文。一篇是《秋天来了》：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篇是《下雪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小朋友们不怕冷，唱着歌儿上学校。这些课文清新质朴，让我们在欣赏文字之美的享受中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一年级上学期，我们班的班长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生。由于学习好，表现也不错，我第一批成为少先队员并且在下学期当上了班长，自此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的九年里，我有八年半是班长，这是我学生时代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毛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各行各业都取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一直高举了近二十年。

　　大跃进给我的印象一是田间地头插满了彩旗，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挖坟墓，去田埂，平整土地。由于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集体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过去各家各户地头上的祖坟、地界以及地势高低不平影响了土地的集中连片，所以地面上的障碍物必须清除。土地连片后，大队在田院的中间修了一条南北向的道路，这条路从我们村到杨林口基本上是一条直路，这样我们上学再也不用从河堤上拐几个弯到学校了。在上学的路上，我们看到好多坟墓被挖开，里面有些棺材都腐朽了，一些尸骨露在外面，开始我们还有点害怕，但见的多了，就不怕了。我们常常围着一个新挖开的坟墓，你一言我一语的根据棺材板的厚薄猜墓主是富人还是穷人，根据骷颅大小和尸骨长短猜埋的是大人还是小孩。一些青石做的墓碑也成为台阶和小水沟上的小桥了。再就是房子的墙上写满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好”、“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超过美国”等鼓舞人心的大标语。还有就是开展打擂比赛和插红旗拔黑旗劳动竞赛。谁要是出工晚了或是劳动不卖力，就要在竞赛大表上插上黑旗，并被贴大字报，还要在社员大会上做检查，接受大家的批评。

　　成立人民公社后，我们农业合作社时候的新胜社就改为小板人民公社前进管理区（后来又改为小板区前进人民公社）朱垸大队了，由围着朱家垸一圈的十个自然村作为十个生产队组成，我们村为第六生产队。在当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体制下，父亲和大队另外三个会做衣服的人集中在杨林口做衣服，每天很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家，午饭有时候自己带去有时候在别人家搭伙。做衣服的收人全部交给大队，再由生产队记工分。母亲则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母亲们理解的大跃进，就是晚上还要出工。晚上天黑，地里的农活没法干，生产队长就安排积肥和在月光下剥棉花等活路。积肥就是把各家各户的垃圾堆收集到几个地方堆得高高的，然后在外面糊上稀泥，让垃圾发酵腐烂后再送到地里作为肥料，这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大家叫做堆肥。那时候，差不多每天晚饭后大人们就会互相打听“今天搞不搞跃进”，意思就是晚上还要不要干活。

　　大跃进不断刷新着劳动纪录和创造出生产高指标，但也出现了有的竞赛成绩弄虚作假，有些粮食产量虚报浮夸。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北省安国县小麦亩产5103斤的报道。此后，各地报刊连续刊登高产“卫星”，小麦亩产最高的报为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报为130435斤。7月23日，农业部发布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宣称这一年夏粮总产达1010亿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九。这也造成了国家对粮食的过度征收，加重了1959年饥荒的程度。

　　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除四害运动。“四害”是指麻雀、老鼠、苍蝇和臭虫。为了消灭四害，大家见到麻雀就打，有时候上课的时候，麻雀飞进教室，老师停下讲课，同学们赶紧关上门窗，一个劲地起哄，麻雀在教室上面窜来窜去，无法停下来，直到飞不动了掉下来摔死。田间栽上稻草人，地头插上彩旗，有的还用敲锣敲脸盆的方法驱赶麻雀，总之使麻雀不得安宁。消灭老鼠就是用灭鼠笼捉老鼠，还有就是挖老鼠洞或者往老鼠洞里灌开水逼老鼠出来然后打死。因为有鸡鸭，所以不能投放鼠药。谁交的老鼠尾巴多，谁除四害就积极。消灭苍蝇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在茅厕里撒上六六六粉或者石灰。“六六六”粉呈淡黄色，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还辣眼睛。几年以后，经过专家论证，说麻雀是益鸟，它吃害虫的贡献大大超过吃粮食的危害.麻雀平反后，蚊子因传播疾病顶替麻雀成为“四害”之一。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它既是一级行政机构，又是一个经济组织。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公社，生活资料也由集体分配。公社成立后不久，各生产队都办起了食堂。我们队的食堂是在以前一户富农的房子前面的厢房里砌上大灶，架起大锅，摞上大木甑。食堂的炊事员把大麦米或者大麦米掺上大米淘好后，按大人小孩不同的定量用竹筒做的量杯倒进陶土钵里，兑好水后一层一层摆放到木甑里蒸熟。开饭的时候，每家去一个人按人头把钵饭用篮子提回家,菜则由各家自己做。

　　食堂开始叫“农忙食堂”，就是农忙时节由食堂把饭蒸好，没过多久，就改为“公共食堂了”。富农的大房子的隔墙和神龛都被拆掉，使两边的卧室和后面的拖檐房与大厅连通，空间一下子大了许多，里面摆上了大方桌和长板凳。房子的堂屋上面用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帜组成的彩带交叉成一个十字，中间挂上一个纸扎的大彩球，弄得花花绿绿的。房柱子油漆后写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标语，一日三餐的饭菜都由食堂做，禁止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再说生产队的粮食也不分到户了，家里的厨房也就不冒烟了。有的地方为了防止社员自己做饭，干脆把各家各户的锅碗都收掉了。食堂取消了定量，由蒸钵饭改为蒸散饭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大锅饭，每个人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饱。记得我们放学后全村的学生就直奔食堂，赶快拿个饭碗，排着队打饭，然后围着大方桌一边吃饭，一边嘻嘻哈哈逗逗打打，就像在亲戚家吃喜酒一样，尽管桌上只有一盆煮白菜和一大钵炒萝卜丝，有时候加一小碗腌菜就很不错了。

　　当时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吃饭、穿衣、上学、看病等“八不要钱”。正当人们喜气洋洋，满怀希望憧憬着美好生活到来的时候，一场灾难也开始悄悄降临。

　　第三节 勤 工 俭 学

　　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了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

　　勤工俭学每个班级都有不同的内容，我们低年级是剥棉梗皮，棉梗皮的纤维据说可以织布和造纸。要将棉梗皮从棉梗上剥下来，首先得用镰刀去掉棉梗上的枝枝杈杈使其成为一根光杆，再用铁锤或者棒槌把棉梗锤破，使外面的表皮和里面的梗分离，然后将皮剥下来。这件事情对于八九岁的我们，难度的确不小。那时候经常要到学校去捶棉梗皮，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因为棉梗越粗，剥下的皮越多，所以我们就选一些粗壮的棉梗来锤。有一天，我左手倒提着一根很粗的棉梗，右手握着镰刀狠劲地朝棉梗上的枝杈砍下去，由于棉梗差不多和我的个子一般高，加上枝杈有点粗，我用力过猛，改变了角度，一下子砍到了我的手掌与食指的关节处，白色的骨头露了出来，顿时鲜血直流，钻心的疼痛。老师赶快把我带到她的宿舍里，涂上红药水，用纱布将伤口缠起来。这道伤口过了很长时间才愈合，并且在左手上留下了一道一厘米多宽的伤痕，一直到我参加工作时都十分明显。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隐约可见一条白线，它成为了当年勤工俭学永不磨灭的印记。当时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叫吴云，个子不高，皮肤白皙，戴副眼镜，与那时候流行扎两条辫子不同而剪一头短发。当时她宿舍里怎么正好有红药水和纱布对于我既是幸运又一直是个谜，还有棉梗皮谁收走了又运到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高年级则负责烧石灰。在学校旁边的堤坡下面挖一个窑洞，堆上石头，架上柴火燃起熊熊大火。柴火都是一些大树兜，那些平整土地时挖出来的棺材板也拉来做燃料。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知是火候不到还是技术不过关，结果石头还是石头，只不过表面发白有些龟裂，这些表面发白的石头扔在堤坡上好几年，后来可能被人弄去做了墙脚。

　　学校还组织学生下乡参加劳动。一天晚上，学校安排我们队的学生到邻近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剥棉花，一直干到很晚了，肚子也饿了，作为报酬，每人吃了一碗清水煮白萝卜片。由于夜已经很深了，回家的路有点远，队干部就安排我们睡在生产队堆棉花的仓库里。我们困得要死，横七竖八倒在棉花堆里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嗓子都嘶哑了，一些女孩子连话都讲不出来，只好像聋哑人一样用手比划。有经验的人说，我们睡在新收的棉花堆里上火了，所以嗓子嘶哑，女孩子睡在厢房那边的棉花是当天晒过的，因此上火更严重。

　　那时候每年都要放两次农忙假，时间一般两周。一次是六月份夏收时节，我们除了帮忙干家务活外就是到地里拾麦穗。一次是十月份秋收时节，主要是到地里摘棉花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大跃进年代，劳动和学习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有时甚至比学习还重要。

　　第四节 灾害来临

　　1959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积肥造肥运动的指示》，广大农村掀起了积肥造肥的热潮。生产队除了将各家各户茅厕里的粪便集中到队上的大粪池，将各家各户的垃圾堆收集到一起做堆肥外，还有就是铲地皮土和挑塘泥。

　　屋子里的地面由于长期踩踏和一些污物比如孩童大小便鸡鸭粪便等的渗透，除了板结就是变黑。人们把地面上这层发黑的泥土叫做地皮土。地皮土属于有机肥，一般多属粘质土，适用于沙壤土，除供给养分外，还有改良土壤的作用。铲地皮土就是将屋子地面挖去五到十厘米，然后挑到地里作为肥料，房子里的地面则再从外面挑来新土填平。社员们从村头开始，将各家各户的厨房、堂屋甚至卧室里的地皮刨松后装进箢箕一担一担挑走，而房子里的地面填新土则由各家自己负责。填新土还有点技术含量，首先得找粘性大一点的土，挑来后打碎铺平，然后均匀地洒上水，让泥土粘在一起，待泥土干到既可以踩踏又不粘脚的时候，就用长板凳拍打结实。其方法是把长板凳翻过来，将麻绳拴在板凳脚的横档上，操作时一只脚踩在板凳中间，然后提起绳子，使板凳的一头翘起来，脚也贴着板凳面提起，接着松开绳子，脚随着板凳下降用力踩下去，这样反复拍打地面，直到平整结实为止。有时地面裂缝严重或坑坑洼洼时，在春节前也把地面刨松捣碎后用这种方法把地面重新整理好，叫做过年整堂屋。

　　池塘里的泥土由于一些水草、残荷、死鱼虾以及微生物等长期被水侵泡，形成含有丰富腐殖质的淤泥，这种淤泥呈黑褐色和瓦蓝色，十分肥沃。把这种淤泥从池塘里挖起来，运送到地里就是挖塘泥。挖塘泥一般在冬天进行，一是这时候池塘里的水相对较少，二是地里的活路少，属于农闲时节，还有就是麦子没有返青可以踩踏。挖塘泥前要把水塘里的水抽干，然后用箢箕挑到地里。这时候全队的社员们排成几溜长队，像长龙一样从水塘一直到地的尽头，挖的挖，挑的挑，场面十分壮观。塘泥要是送到很远的地里，路程长了就会很累，而挑着塘泥排着队来来去去是不能放下担子休息的，这时候就需要换肩。所谓换肩，不是自个儿从左肩换到右肩，而是从池塘里上来挑重担的和把塘泥送到地里后挑空担返回的两个人在中途交换担子，使挑重担的路程短一些。两人面对面走来，身子靠近后，挑重的把重担子放到挑空担的肩上时，挑空担的同时把空担子放到挑重担的人肩上，然后两人同时转身背对着背，担子就换过来了。换肩的速度很快，姿势也十分优美。塘泥挑到还没有返青的麦地里，等到晒干后，就打碎成为肥料了。

　　铲地皮土好像只进行过一次，而挖塘泥却延续了好多年。

　　食堂的大锅饭早就没有了，而又改为按定量蒸钵饭了，而且也比较稀了，还有就是红薯、高粱、玉米等杂粮也成为主食了。

　　进入夏季，老天爷总是不下雨，地里的庄稼都快干死了，各地掀起了抗旱保丰收的高潮。那时候没有抽水机，全靠人工用水车把水从水塘抽到地里。水车是一种古老的提水灌溉工具，其结构是以木板为槽，槽内刮水的板叶像龙骨一样连接成一个圆圈，套在水槽尾部的小轮轴和固定在岸上木架上的大轮轴上。提水时，将水车安放在水边，下端轮轴和刮板直伸水下，利用链轮传动原理，摇动或踩动拐木，使大轮轴转动，带动槽内板叶周而复始地翻转，从而刮水上行，把水提升到岸上，进行农田灌溉。水车有两人手摇转动的，这种水车出水量稍小一些，还有就是用脚踏的三人或五人的大水车。水车主要是用来给水稻田灌水用的，有时候也用来排涝和抗旱。

　　小水塘的水抽干了，由于不下雨，大水塘的水本来就不多，所以很快也没有了。我们村附近的黄家潭面积很大，据老人们讲，从来没有人看见干过，可这年就干涸见底了。我们每天上学经过的吴家潭，潭底总有点水而不干涸，据说是因为潭底与县河相通所以没有干。水塘没水后，人们开始把河里的水抽上来。要把河水抽到地里，得先把堤挖开，筑起引水渠道，然后分两级把水抽上来。大家日夜奋战，决心人定胜天。记得那时候大人们每天都要不时地朝天上望，看到有一团乌云过来就欣喜若狂，而往往都是空欢喜一场。即使有时下点雨，也是雨过地皮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火红的太阳每天烘烤着大地，旱地的庄稼点根火柴就能烧着，水田干裂的缝隙连牛脚都能陷进去。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抗旱，无异于杯水车薪 。地里的庄稼要么干死要么严重减产，至此我国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改称三年困难时期）。

　　据资料记载，195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少雨，受旱面积大，时间长、程度重。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5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也是近百年少有的。1961年，旱情持续：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前几年，在网上看到有些文章，说绝对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种事情，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掩饰当时中央政策的错误。甚至有所谓的教授做报告时明确指出，中央气象局在统计了中国建国以来的所有水文地质数据后得出结论，59至61年这三年非但不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反而是最风调雨顺的三年。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我亲身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亲眼看到乡亲们渴求老天下雨的眼神以及不分昼夜抗旱保苗的行动。持有这种论调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下面是严伍台的说明：

　　受作者委托，我将他的文章贴在天涯。

　　作者是我的朋友，亦是同窗，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我们还是同事。我们都年近70岁。是共和国诸多大事的亲历者，尤其三年自然灾害与文革，我们都10多岁，吃的苦不少，但我们都能理性看待共和国的发展的困难。也不赞同少数人所持的“三年灾害全是人祸”的观点。有没有人的因素，当然有。但自然的因素是主要原因。

　　我和他也都是知识份子。有学历、也有职称，也有成果。因而看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当然，我们也是新中国的受益者，与千千万万工农兵子女一样，是共和国的既得利益者。也都是共产党员。也毫不掩饰自己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观点。

　　这并不是说，党和毛泽东没有过错误。但他们的功绩却是使中国广大的下层人民——工农兵大众受益巨大。——这不是谁给予我们的说教，我们从父兄辈那里，也从我们的经历非常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

　　当然，对于前朝的剥夺者及他们的子女，在上世纪后半叶的确受到一些委曲。那是改朝换代的一种必然，谁上台都有这样的一个巩固政权的问题。好在这个时期不长，后来，前朝的剥夺者与他们的子女与前朝的被剥夺者的子女们一样地得到了共和国公民的待遇——这是历史的进步。也请平常心看待之。

　　作者讲了三年灾害时期干旱的问题，我在后面也要讲讲自己亲历一个10平方公里的湖泊是如何见底的。缺水缺到什么程度。——用事实说话。